银行票据转贴现业务的各种模式

　　近年来，随着票据业务的迅猛发展，票据市场融资性票据泛滥、掮客活跃、承兑与贴现供需失衡、票据表外循环现象严重，商业银行以“创新”票据业务来逃避信贷规模监管等问题，对票据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埋藏了隐患，提高了票据的交易成本，也增加了监管当局的监管成本，降低了监管效率。虽然出现上述问题的因素很多，但是商业银行票据监管政策的制度性缺陷是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核心根源，亟需进一步关注并加以调整。

　　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后，票据市场迎来了大发展，2009年银行承兑汇票的签发量超过10万亿元，累积贴现额超过20万亿元，相对于2008年分别增长71.85%和41.38%，到2014年全国金融机构商业汇票累计承兑量和累计贴现量分别达到22万亿元和60万亿元。但是，随之而来的信贷调控使得传统的票据业务受到约束，为规避信贷规模监管而衍生的各种转贴现业务模式“创新”成为票据市场的主战场，其主要模式有：

　　农信社模式

　　按照新会计准则，银行票据卖断和票据回购业务分别记录在不同的会计科目下。由于河南、东北等地的农信社沿用老的会计记账方法，票据卖断和票据回购业务在会计处理上不作区分。具体而言，首先商业银行将票据卖断给农信社，商业银行再从农信社做买入返售。

　　虽然票据依然是商业银行的资产，但因该票据未来由农信社买断或回购，按照现行会计规则，该类票据属于买入返售的同业资产，可不占用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成功”的将贴现资产转为同业资产，为银行腾出了信贷额度的空间。从农信社的会计科目来看，回购与卖断同属一个会计科目，自身的资产规模并没有变化，表面上看起来仍是合规经营。因此，农信社模式一度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商业银行票据业务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

　　信托模式

　　票据信托（票据资产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银行将已贴现的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以约定的利率转让给特定的信托计划，而对应的信托计划的投资者（银行理财产品购买者或者银行自己），作为特定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和受益人，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率。2012年10月下旬，银监会叫停，禁止票据信托业务，银行转而采用票据收益权转让模式开展票据理财业务，将汇票的直接转让转换成票据收益权的转让。

　　买入票据信托（票据收益权）模式跟农信模式类似，差异在于出资方变成了理财产品的购买者，交易对手从农信社换成信托公司。通过这种模式，银行将票据资产从贴现资产科目转入应收款项类投资，实现突破贴现规模限制的目的，而信托根本没有信贷额度一说。另外，银行与信托公司的“买断+回购”协议变成了隐性担保协议，业内俗称“抽屉协议”。

　　券商资管模式

　　票据券商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模式是银行委托券商资产管理部门，成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并要求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购买本行或他行票据资产的过程。农信模式、信托模式被监管部门检查后，券商资管模式开始出现，券商与信托一样不受信贷规模控制。票源由银行组织，资金也由银行提供，券商资管充当了一个银行票据信贷资产出表的“通道”角色。通过这种模式，银行将票据资产从贴现资产科目转入应收款项类投资科目。

　　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调整和放松了存贷比不得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管指标，对票据市场的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规避信贷规模控制而进行的创新将会逐渐萎缩。但是，为促进票据流通，降低票据融资成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信贷规模占用行仅为承兑行。票据直贴后，贴现行通知承兑行，承兑行直接将票据的风险敞口纳入本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不计入贴现行的信贷规模。因为对于承兑行来说，应属于刚性兑付，纳入资产负债的表内资产，此时，再纳入表外或有负债统计确实已经不合适。后期的银行间市场的转贴现交易，应属于资金业务，与债券的买卖核算类似，不应该纳入买入行的信贷规模，而只纳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

　　修改《贷款通则》第九条：“票据贴现，系指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人民银行应根据《合同法》，对《贷款通则》规章进行完善，明确承兑行、贴现行与转贴现行的贷款属性问题，将转贴现从贷款种类中剔除。

　　适当降低票据转贴现占用的风险资产权重。例如从25%降低至5%～10%。修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将票据资产单独列出，降低风险权重。